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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7月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驭未来、应势图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财经智库专访，探讨了当下经济热点问题。
乐观看待中美博弈新局
“特朗普已黔驴技穷”
对于下半年中美博弈的走势，李稻葵比较乐观，他认为，当前中美博弈，性质与2018年截然不同。“2018年不摸门儿，坦率地讲，我们那个时候总是有一点看不清，不知道这个黔驴到底有多少技能。现在知道了，它是黔驴技穷，它没那两下子，它不就是叫唤叫唤嘛。”李稻葵表示。
在李稻葵看来，事实上，中国手中握有不少反制筹码，稀土便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经过多次交锋，中国已找到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有效方式。
另外，李稻葵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特朗普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他关注全局，对物价、就业以及美国企业的发展状况都十分在意。即便嘴上言辞激烈，内心却清楚分寸。基于此，李稻葵认为，对于当前的中美博弈局面，总体而言可以保持乐观。
建议给外来打工者直接发15万安家费
每年发1万亿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
对于如何提振内需，李稻葵表示，可以进一步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首先要搞清楚中低收入人群是哪些人，主要包括两类人：\"半城市化\"务工人员，即已进城工作、但未享受市民待遇的外来务工者；农村留守群体，即未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与儿童，尤其是养老金水平极低的老年群体。
李稻葵表示，对于满足条件的进城务工者，比如外卖员，应赋予其城市身份，让他们能在当地买车、为子女办理入学、申请保障性住房。“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大概一个人15万。”李稻葵表示。
在李稻葵的设想中，考虑到地方政府资金压力，可由国家每年安排1万亿元长期债借给地方政府，期限10-20年，专项用于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他表示，据测算显示，5-10年内，这些人群带来的消费增长和GDP增量，能通过税收及经济活动提升逐步偿还成本。
此外，李稻葵认为，对于那些进城务工者，若其父母和孩子仍在农村，也应给予适当补助。以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为例，目前他们的退休养老金每月仅有222元，今年虽有增加（预计增加100到200元），但总体数额依然较小。李稻葵提议直接提高1000多元，将他们的养老金从每月222元提高到1300元。
他表示，倘若上述这两件事能够得以落实，对于提升我国消费水平，应当能够迅速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更能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最少提至8000元
45%最高边际税率该降了！
对于个税起征点，李稻葵认为可从多个方面着手优化：
首先，对于刚达到个税缴纳标准、月薪超过1万且有正规收入来源的人群，应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比如从5000元提升至8000元。李稻葵表示，目前已有约1亿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考虑到多年来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涨，这一调整只是一个基础，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其次，李稻葵提议，针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需适当提高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如今，专项减免的种类和标准应更加明确并合理提升。例如，赡养老人需要承担诸多费用，如老人看病、住院等开支；养育未成年孩子的教育成本更是高昂，这使得很多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甚至不敢生育。因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家计减除项目应进一步优化，以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
再者，李稻葵认为更需关注的是，45%的最高边际税率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从横向对比看，投资资本所得税税率仅为20%，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也远低于45%，而打工者却面临近乎全球最高（除北欧外）的边际税率。
此外，他还表示，45%的最高边际税率会削弱高端人才竞争力。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时，高税负往往成为阻碍——因为这些人才薪资的个税极易触及最高边际税率，而高端人才恰恰是科技突破的关键，45%的最高边际税率既不利于人才留存，也与发展需求相悖。
有人认为提高高工资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拉平收入差距，但在李稻葵看来，这种想法忽略了现实。他表示，真正发财的并非是靠拿工资的人群，而是办企业和搞投资的人。因此，个税改革不能拍脑袋决策，而应回归常识，实事求是。
新能源汽车内卷真相：
地方政府为争增值税过分注重生产
对于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问题，李稻葵认为，根源在于两个核心机制的失衡，需通过制度调整打破困局。
第一个机制源于地方政府对生产环节的过度侧重。李稻葵表示，许多地方政府过分注重生产环节，却忽视了消费市场。这是因为增值税的征收特点导致了这一现象，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增值税随之产生，且需在生产地缴纳，其中一半归地方政府所有。然而，这部分税收并非流向购车者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而是归生产地政府。基于理性的利益考量，各地政府都积极争取这一税收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盲目扩大产能的冲动。毕竟，产能扩大意味着企业开工增加，增值税收入也会随之上升。
李稻葵认为，要打破这一机制，需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增值税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他提议，未来，增值税可实行新的分配方案：一半收入归中央政府，另一半收入由销售地和生产地共同分配。例如，增值税其中50%收入归中央政府，剩余50%收入由生产地和销售地政府分别按一定比例分配。这样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盲目扩大产能的动机，使其更加注重消费市场的培育和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机制源于资本早期的博弈策略。李稻葵表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初期，资本大量涌入，投资者采取广撒网的策略。比如，一些投资者认为在四五个新企业中，总有一个能够脱颖而出——只要有一个企业成功，其股票就会大幅上涨，投资者便能获得丰厚回报。因此，很多投资者选择同时投资多个企业，让它们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内卷。最终，成功的企业被投资者收入囊中，实现资本增值。这种简单的资本博弈机制加剧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程度。
李稻葵表示，要根治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还需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平衡机制。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但行业内却是“有进无出”，即企业都不愿意主动退出，只能在市场中苦苦支撑，导致产能进一步膨胀。在李稻葵看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应实行“有进有出”的政策：对于想要扩大产能的企业，需缴纳一定的生产线扩大费用，这笔费用将用于补偿那些愿意退出行业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行业的动态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整个行业重新焕发活力。李稻葵表示，实际上，这种做法在钢铁行业已经有过成功实践，通过有价转让过剩产能，有效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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